貴州軍閥劉顯世 <1> <2> <3>
　　
    劉顯世、號如周，字經(jīng)頤，清同治九年農(nóng)歷四月初八日(一八七零年五月八日)生于貴州省興義縣下五屯村。祖籍湖南邵陽板橋。其先祖以販賣文具進入貴州，在興義泥凼地方定居，到劉顯世這一代，已五世。
　　
    劉家發(fā)跡，是從劉顯世的祖父劉燕山開始的。清嘉慶、道光年間，劉燕山以榨油為業(yè)，經(jīng)營發(fā)展后，嫌泥凼地方小而偏僻，就向壩子遷居，先遷納吉寨，后遷離興義縣城約二公里的下五屯。下五屯地方，群山環(huán)抱，土地肥沃，雨量充沛，氣候溫和，十里平川，是興義的主要產(chǎn)糧地之一。劉家遷居下五屯后，家業(yè)日興，積累更多，便買下當?shù)乇R姓田產(chǎn)四十畝。從此經(jīng)營土地，靠收租致富，變成了下五屯的鄉(xiāng)紳，跨入了地主階級的行列。
　　
     劉燕山有四個兒子：長子官箴，字銘之，又號洪魁；次子官霖，字時之；三子官禮，字統(tǒng)之；四子官德，字茂之。劉顯世的父親劉官禮，行三。劉家兄弟四人，個個體格魁梧，膘悍有力，喜歡習武，性情粗暴；四人都是敢說敢干，說打就動手的火炮人物。兄弟四人且喜歡讀書，初涉封建典禮。他們承繼父業(yè)后，練勇辦團，聯(lián)合鄉(xiāng)紳，勾結(jié)官府，鎮(zhèn)壓革命，屠殺人民，稱霸一方，建立了盤江劉家小王朝。黔西南州《盤江史料輯》說：“弟兄均魁梧奇?zhèn)�，膽力過人，附近無不敬畏。劉燕山得諸子之力，家業(yè)日興，漸為下五屯首戶。其提倡號召，可以左右人心。”劉氏兄弟，在自給自足的封建社會里，特別是在資本主義發(fā)展遲緩的貴州興義縣，商業(yè)資本得不到進一步發(fā)展。于是遵循封建社會的“以末致富，以本守之”的生財之道；放棄榨油，經(jīng)營土地，善奪巧取，大肆兼并，逐漸成為下五屯的大戶，富甲鄉(xiāng)里。
　　
    鴉片戰(zhàn)爭以后，帝國主義列強相繼入侵中國，強迫清政府簽訂了一系列的不平等條約，割地賠款，使中國的領(lǐng)土完整慘遭破壞。中國社會一步步地變成了半封建、半殖民地的社會。清政府為了支付賠款，加緊對中國人民的搜括、壓榨。在那時，人民辛苦勞動一年的果實，一半以上用來交納繁重的租稅。統(tǒng)治階級的殘酷壓迫和剝削，激起了人民的強烈反抗。各地人民起義風起云涌，此伏彼起。從一八五一年，暴發(fā)了太平天國起義，相繼暴發(fā)了安徽捻黨起義、貴州苗族起義、云南彝族起義……在全國各族人民起義的推動下，一八五八年(清咸豐八年)，普安州(今盤縣)暴發(fā)了張凌翔、馬可圖等領(lǐng)導的回族人民起義。起義軍聲勢浩大，席卷盤八各縣；清軍屢遭失敗。為撲滅起義軍點燃的革命烈火，咸豐皇帝下旨，允許漢族地主舉辦團練，鎮(zhèn)壓革命。劉燕山為保住家業(yè)，效法曾國藩辦團練、沿襲湘軍鎮(zhèn)壓太平天國的故伎，于一八六一年( 咸豐十年)，建筑石墻石堡，訓練壯丁，辦起團練，建立了劉家地主武裝。劉官箴等四弟兄從此跨入軍界，逐漸登上政治舞臺，向人民舉起屠刀。劉家靠鎮(zhèn)壓革命，殘殺人民，一步步地朝著封建官僚的階梯往上爬，每爬一步，都有無數(shù)的人民喪生。
　　
    一八六一年(咸豐十一年)，太平天國翼王石達開由廣西進入貴州，途經(jīng)興義，劉官箴接受清政府的命令，率團堵截太平軍。太平軍意在假道北上，所以沒有和劉家武裝較量；而劉氏兄弟卻借此大吹大擂，虛報戰(zhàn)功，向清政府請賞。
　　
     一八六二年(同治元年)，回族起義軍攻克興義府城(今安龍縣)，殺死知府胡霖澍，安義總兵趙德昌敗逃興義縣，起義軍乘勝追擊，同年九月攻克興義縣城。義軍占領(lǐng)興義縣城后，即派部進攻下五屯；劉家兄弟舉團據(jù)堡抵抗。起義軍圍攻下五屯七個月，劉軍糧盡援絕，就舉起白旗向起義軍投降。
　　
    一八六三年(同治二年)五月，清政府派重兵圍剿起義軍，并調(diào)附近團練圍攻。劉官箴、劉官霖兄弟率兵五千人應(yīng)調(diào)，向興義城會攻起義軍；劉官霖在興義城南門外被起義軍擊斃；劉官箴在東門外被起義軍殺傷。戰(zhàn)斗到一八六四年三月十三日(農(nóng)歷二月初六)，義軍失利退到普安州，才暫告一段落。事后劉官箴因“功”受到清政府的嘉獎，保署安義鎮(zhèn)左營游擊。
　　
    一八六六年(同治五年)六月二十四日，回族起義軍馬仲部攻占興義縣城。劉官禮、劉官德率軍與義軍惡戰(zhàn)，并從義軍手中搶回興義縣城。一八七０年，起義軍再度攻克興義縣城后，又被劉家武裝反攻。起義失敗后，劉官禮以屢破義軍和鎮(zhèn)壓有“功”，被清政府晉升為同知，總辦興義五屬團務(wù)，劉官德署左營游擊。
　　
    劉顯世的父親官禮，在屠殺人民的罪惡活動中最為賣力、“功”最高，因而得到清政府的一再提拔和嘉獎：同治二年(1863)，保署安義鎮(zhèn)左營游擊；同治五年(1866)，晉外同知，總辦興義五屬團務(wù)；同治十年(1871)，提升知府，賞戴花翎；后來又以抵抗游勇有“功”升滇西候補道，賞賜三品頂戴。
　　
    貴州地處偏僻，交通閉塞，同先進省區(qū)比較，經(jīng)濟、文化發(fā)展緩慢。興義位于貴州、云南、廣西三省交界，是貴州的邊遠山區(qū)，經(jīng)濟文化比較落后。從一七九八年(清嘉慶三年)設(shè)興義縣于黃草壩以來，除一八五二年(咸豐二年)，邑人胡爾昌中鄉(xiāng)試第十六名，為興義設(shè)縣后唯一舉人外，以后再沒有考中一個舉人；更沒有人進京會試、殿試而取得進士、翰林；當然說不上有任過各省的巡、藩、臬、司、道的人了。劉官禮脫穎而出，官至三品，使橫行鄉(xiāng)里為所欲為的劉家，如虎添翼，在興義橫行霸道近百年，直到解放前夕。劉家的勢力一直影響著地方政局，形成地方大小事務(wù)，劉家一言而決。每任知縣上任，要先拜劉家；有疑難問題要先請示劉家，否則就行不通。云貴總督李經(jīng)羲到任時，特意繞道興義，拜訪劉官禮，并恭維他說：“不意貴州有統(tǒng)老其人(官禮字統(tǒng)之)，竟有如此韜略！”辛亥革命后，貴陽白沙井街建起了有康有為榜書的“劉統(tǒng)之先生祠”。劉家在當時的顯赫由此可見。
　　
    劉官禮在鎮(zhèn)壓起義軍的過程中，依靠權(quán)勢，大肆搜括民脂民膏，大量掠奪土地，翦除異已，稱王稱霸。對地方鄉(xiāng)紳，稍違己意的，輕則臭罵，重則捆綁吊打，甚至誅滅全族。不少被打罵的人，不甘受虐待，憤而出走，從而顯達。所以地方上有：“劉統(tǒng)領(lǐng)打一人，發(fā)一人”的諺語。興義納省戴家，在頂效得罪了劉官德的義子，因而同劉家結(jié)下冤仇，被弄得傾家蕩產(chǎn)；所辦團練，也被兼并。捧乍把總張開業(yè)的哥哥張開基、守備李鳳才與劉官箴結(jié)為蘭交兄弟，同治二年(1863)，回族起義軍圍攻下五屯，劉官箴向捧乍告急，張開基率領(lǐng)三百多人前來援救，行至普戛山被義軍包圍，全部被殲，張開基被俘，凌遲處死。這時，劉家已向義軍投降。張開業(yè)、李鳳才聞訊，認為張開基之死，是由于劉官箴出賣，所以痛恨劉家，發(fā)誓要報仇；同治三年(1864)十一月，法國天主教傳教士任國柱率新城(興仁縣)教民來興義。劉家聞訊，怕任國柱帶人來興義作亂，就率兵攔截，雙方在馬嶺發(fā)生沖突。教士胡博理根據(jù)不平等條約的規(guī)定：自由傳教、保護教民的特權(quán)，向貴州巡撫張亮基提出抗議。張被迫將劉官箴撤職，胡仍不滿，又向云南總督勞崇光提出控告。官怕洋鬼子，勞為取媚洋人，暗令地方官吏誘殺劉官箴。地方官利用張開業(yè)、李風才與劉家的矛盾，密令張、李在捧乍誘殺了劉官箴。同治五年(1866)，劉官禮挑撥張開業(yè)與李鳳才的關(guān)系，先利用李鳳才殺死張開業(yè)。以后借清廷封官進爵的權(quán)威身份，假李鳳才勾結(jié)起義軍的罪名將其處死，并誅滅了張、李全族。
　　
    劉官禮對地方官紳尚且如此，對老百姓的殘忍就更不用說了。
　　
     下五屯共有四千畝稻田，在辛亥革命前后，大部分被劉氏家族巧取豪奪而兼并。
　　
    劉官禮掌握團防局，積攢白銀近十萬兩。同時以辦學為名，籌劃基金。強行沒收“匪”、“絕”產(chǎn)為學田，年收學租谷達三十萬斤。又劃撥斗息捐、稱捐、屠宰附加捐、牲牙捐……等為教育基金(據(jù) 1928年教育局發(fā)表：僅各項捐款可達大洋一萬八千元─編者)。 據(jù)《興義縣志稿》載：“公(官禮)親赴各鄉(xiāng)籌餉，所至剴陳利害，動以血忱，餉大集。”“公與官紳籌商改修城垣，視歷各鄉(xiāng)，集紳民相度地勢，勸捐巨款，增筑石堡十余處…”。《咸同貴州軍事史》記載：“賊過梳，兵又蓖，土匪猖狂真如剃，可憐脂膏無多，又為團長刀割去。”這些本是頌揚劉家功績的史籍，也不能掩飾劉官禮等對人民的搜刮勒索，肆無忌憚! 人民對劉家的專橫跋扈，殘殺無辜，義憤無比。云貴總督岑毓英有一次到云貴邊境巡視，興義府屬人民攔輿遞稟。因岑與劉家同是一丘之貉，都是鎮(zhèn)壓回族起義而起家的，對老百姓的控訴，就置之不理。同治十年(1871)，興義各屬官紳和受害者，以劉家曾投降起義軍的罪名上告清廷，案交貴州巡撫查辦。劉官禮聞訊，帶重金逃往昆明，賄賂云貴總督劉岳昭；劉官德又買通知縣吳佐呈報庇護；上下活動，劉官禮不僅沒有受到處分，反而取得滇西候補道的官銜。
　　
    劉官禮屠殺人民，鎮(zhèn)壓革命，建立了劉家小王朝后，為鞏固其統(tǒng)治地位，培植親信，收買人心，在興義縣興辦教育。到處招聘名流學者到興義掌書院，執(zhí)教鞭。綏陽的雷玉峰、貴陽的姚華、徐叔彝、務(wù)川的聶尊吾、都勻的解伯瑩以及董北平、熊范輿、張協(xié)陸……等都被羅致到興義任教。
　　
    劉顯世出身在如此反動的家庭，雖幼曾入塾，然不喜詞章，好問軍旅。彼曾在興義筆山書院投拜于當時著名經(jīng)史學家雷玉峰(廷珍)門下。雷玉峰的經(jīng)史傳授，對于興義的鄉(xiāng)紳子弟影響很深：劉顯世后來對憲政黨人的特別親信重用；其弟顯治在日本親身參加改良派；劉顯潛熱忱于擁護“袁大皇帝”，均與雷玉峰的教育有其關(guān)系。有一段史料記載：“雷玉峰、貴州綏陽人，在黔、甚至南方各省都算一個有數(shù)的經(jīng)史、說文學家。劉官禮不惜以重資迎聘來興義長理筆山書院，為時三年。適張之洞督制兩湖，電邀雷玉峰前往武漢長理兩湖書院。顯潛等以師生誼重，偕顯世護送雷玉峰至貴陽，才揮淚話別。雷死于赴武漢途中，寄櫬于重慶。后顯潛外游京、滬，道出重慶，得知雷柩寄渝，便獨力護送雷柩回遵義入葬，雷之感人如此!”
　　
    青年時代的劉顯世，不似其父性暴烈，有膽略，外貌柔和，性孝友渾穆，能納人建議，從中取巧。因而有“內(nèi)實陰險”、“笑面虎”的罵名。辛亥革命前(即劉顯世四十二歲前)，他在興義主要從事兩件事情：
　　
    一、輔佐其父辦學。劉顯世任勸學所總董(相當于教育局長)，分赴四鄉(xiāng)，勸導鄉(xiāng)紳籌辦初等小學。當時鄉(xiāng)紳頑固派、老學究堅持八股科舉制度，反對西學。他們明里暗里宣傳甚么：“讀洋書，就要信洋教；信洋教，就要滅祖宗”，“誰不是父母所生的呢？能做無父無君的人嗎？”劉顯世以其家庭的權(quán)威，到各鄉(xiāng)宣傳科舉制度的弊病；主張創(chuàng)辦新式學堂，學習西方的科學知識，培養(yǎng)人才。經(jīng)過辛苦奔走，各鄉(xiāng)成立初等小學堂。僅在一九０二年到一九０三年間，興義建立的初等小學堂達七十多所。貴陽成立通省公立中學，興義前往投考的共十三人，不僅十三名都被取錄，無一人落榜，而且都在前列，不摻雜一名別縣考生，轟動全省各界，使興義一時成為各方之重。辛亥革命前后，興義以公私費留學的達三十多人。鄉(xiāng)紳耆老對劉家崇拜得五體投地，對劉顯世盡力吹捧，大力宣染稱頌：“精明強干”、“渾厚友愛”、“其嘉惠地方后進者周且至”、“卓有遠略”……。
　　
    二、輔佐其父辦團練。劉氏為其血腥鎮(zhèn)壓革命，巧取豪奪，涂脂抹粉。在下五屯和跋浪亭后院各修了忠烈祠一座，在下五屯的祠堂上題了一付對聯(lián)：“結(jié)團體成軍，亂從此定；為同胞流血，死而猶榮。”劉顯世遵循如此庭訓，雖十五入邑庠食廩，卻熱衷于團練，奪功名。廣西游勇竄貴州，劉顯世放棄舉業(yè)，代其父招募舊部進行編練，置身軍旅，開始其軍閥生涯。
　　
    光緒二十三年(1897)劉顯世二十七歲，代理其父官札辦理團練。
　　
    一九０一年(光緒二十七年)游勇茲擾羅斛、貞豐等縣，劉顯世奉命率團應(yīng)援官軍。在安龍、冊亨邊境遭游勇埋伏，官軍大敗，安龍失守。劉顯世敗逃興義，所率團兵死傷百多人。
　　
    一九０二年(光緒二十八年、壬寅)，游勇進攻興義。鄉(xiāng)團聞訊，一面向上申報，一面調(diào)駐守泥凼的靖邊團營中哨到箐口駐防，劉甲耶負責。八月三十日夜，被游勇襲擊，四百多官兵全部被坑。后來把死者埋葬在離城約二公里的水井大隊背后，群眾稱這些墳堆葉“白骨塔”，至今還是這么稱呼。
　　
    九月初五(公歷1902年10月6日)，黔撫鄧華熙接到告急文書，命貴州兵備道張敬甫率兵增援，在興義城邊的七星廟(今三小)一戰(zhàn)，張敬甫兵敗逃住頂效，興義城失守八日。游勇轉(zhuǎn)攻下五屯，劉顯世兄弟以堡據(jù)守，苦戰(zhàn)四日未克。十二日游勇撤回縣城，是年十月十四日撤離興義縣。人民陸續(xù)回城。
　　
    游勇本是自行撤走，張敬甫謊報“收復(fù)”、“擊潰”，得到鄧華熙的嘉獎。劉官禮因抵抗有“功”，批準增撥兵一營，叫靖邊正營，連同原來的靖邊團營，由劉統(tǒng)之任統(tǒng)領(lǐng)，劉顯世任團營管帶，劉顯潛為正營管帶，薪餉服裝一律由國、省庫開支。后來劉官禮因中風，腳不能行，就令劉顯世代理其事。劉顯世從此掌握兵權(quán)。
　　
    劉顯世家族在與游勇戰(zhàn)斗中丑態(tài)百出：劉甲耶身為哨所哨官(相當于連長)，駐防箐口，卻躲在家里；游勇兵至，不予嚴備，致全哨官兵四百多入，除一人帶傷逃回報信得免外，其余全部喪命，而劉甲耶安然無恙；劉顯世聽說游勇兵渡盤江，騎馬到箐口探聽消息，才行至橫山，聽報信的說箐口失守情況，嚇得從馬上滾下來，四肢癱軟，不敢再走大路，怕碰上游勇兵，被人扶著從小路回家；游勇襲擊興義前半個月，劉家每天用三、四十匹馱馬進城馱東西到下五屯，城里團防局的槍彈、臺炮全部運到劉家；劉家在與游勇戰(zhàn)斗中，打了敗仗，劉既升官、又發(fā)財，成為笑話流傳在興義民間。
　　
    辛亥革命前，貴州人民反清情緒高漲，張百麟、周素園、黃濟舟等組織“自治學社”，推鐘昌祚為社長，創(chuàng)立《西南日報》，宣傳驅(qū)逐韃虜，恢復(fù)中華，建立民國，平均地權(quán)等，介紹西方的資產(chǎn)階級革命，得到資產(chǎn)階級和小資產(chǎn)階級、下級軍官的同情和支持。唐爾鏞、華之鴻、任可澄等組織“憲政預(yù)備會”，辦《黔報》、《貴州公報》，主張變法，鼓吹君主立憲，擁護帝制，抵制革命，得到官紳的支持和擁護。初期，雙方在報上論戰(zhàn)。后來憲政黨多次向清政府告密，妄圖殺害自治黨人，未能得逞。
　　
    武昌起義成功，革命風暴席卷全國，湖南、陜西等省宣布獨立，貴州的起義條件已經(jīng)成熟。自治黨人發(fā)展到數(shù)萬人，聲勢浩大，貴陽成立了總社，各縣成立了分會。在貴陽，自治黨人取得了陸軍小學堂的學生和干部的支持，得到貴州新軍下級干部和多數(shù)士兵的擁護；貴州咨議局中，自治黨成員占三分之二；貴州教育會中，多數(shù)贊成革命；巡撫衛(wèi)隊及巡警道賀國昌、高等審判廳廳丞朱成侯等同情革命。
　　
    貴州起義前，張百麟、黃澤霖、陳蘭生等分別寫信到各縣，調(diào)集哥老會分子來省，起義之日，有七、八百人抵貴陽�？v使新軍不發(fā)難于先，而革命亦在所必行。在大好的革命形勢下，憲政黨人為搶奪革命果實，紛紛投到革命之中。
　　
    貴州巡撫沈瑜慶聽到新軍準備起義的消息后，采取了應(yīng)急措施：調(diào)兩個隊的新軍去防守長寨；調(diào)兩個隊去駐守仁懷，分散了新軍的力量；對剩下留守貴陽的新軍，間日閱視，嚴格控制。同時，急電檄調(diào)劉顯世率兵到貴陽保衛(wèi)。一面提拔胡景棠、和繼圣為城防營的統(tǒng)帶，克日募練成軍，準備屠殺革命人民。
　　
     一九一一年秋，劉顯世在興義連得兩次急電。第一次是云貴總督李經(jīng)羲發(fā)來的，令其招募兵丁三千，防滇、黔革命舉事。滇軍起義，一戰(zhàn)成功，劉顯世招兵之舉告吹。同年九月初 (應(yīng)是十月下旬) 接沈瑜慶電，劉顯世帶領(lǐng)徒手團防營兵五百人急馳貴陽。兵分四隊：前隊官王文華、后隊官鄢鼎三、左隊官王慎一、右隊官袁祖銘。九月十四日(十一月十四日)，行至平壩、清鎮(zhèn)間的蘆獲哨時，聞貴陽起義成功，不敢前進，退至安順駐扎。劉顯世準備帶隊回興義，前隊官王文華出面勸阻，請求將兵留在安順，伺機應(yīng)變。王文華說：革命風潮彌漫，貴州光復(fù)，乃順時應(yīng)人之舉，義當贊助，共建殊勛，若回興義，顯示反抗，必遭失敗，張百麟與我相識，愿代表本隊官兵，前往接洽，表明歸附，當茲光復(fù)伊始，需才孔急，必獲錄用，機不可失，望速決定，免貽后悔。
　　
    王文華，字電輪，號果嚴，興義縣下五屯區(qū)景家屯人，幼喪父，得母舅劉顯世資助，一九零六年，進入貴州通省公立中學，未卒業(yè)即轉(zhuǎn)入優(yōu)級師范選科文科班。在校期間，與自治黨人有較多接觸，并參加了貴州陸軍小學席正銘、閻祟階等人發(fā)起的反清秘密組織，受資產(chǎn)階級革命思想影響，傾向革命。他勸阻劉顯世回興義，對劉后來的發(fā)跡起了重要作用，因而受到劉的重視。
　　
    劉顯世按王文華的建議：一面派王進省親見自治黨人張百麟，表示態(tài)度；一面去函樞密院，試探省方態(tài)度，大意是：“本人此次造省，雖系奉沈撫臺之命，然對于諸公主張革命，早已心向往之，不謂來遲一步，諸公已先我著鞭，茲欲觀光上國，就便晤教，不卜諸公以為如何？行止惟公等命”。寥寥數(shù)語，把兇殘的餓虎，扮成綿羊，劉顯世的兩面派面目暴露無余。
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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