死于39歲

何其兵

前不久，有個朋友的親戚不知何故突然去世了，連送醫(yī)院搶救都沒來得及，腳一蹬，眼一閉，走了，時年39歲。

“又是39歲！”眾人驚嘆。

“39歲”，說來也不稀奇，有人曾作過統(tǒng)計，在中國的封建社會里，第一“高危”職業(yè)莫過于做“皇帝”了，其平均壽命大約為39歲，除了正常病死外，其余死亡方式可概括為近臣殺、宦官殺、子殺、叔殺、兄弟互殺、母殺、妻殺、父殺、祖母殺、外公殺、岳父殺、兵殺和俘殺凡十三種方式，可謂“死路”不止一條，難怪皇帝的平均壽命僅為39歲。眾所周知，生老病死是不可抗拒的自然規(guī)律，人人都會有這一天，遲早而已。的確，對整個人類社會而言，各種意外事故或突發(fā)疾病也是時刻相隨的，這些危險隨時威脅人的生命，使很多年富力強、風華正茂的人英年早逝。

這么說來，“39歲”莫非真是許多人物共同的宿命？

在歷史的長河中，按照職業(yè)分類，過不了“39歲”這道坎的中國名人就有皇帝、權臣、將軍、起義領袖、文學家、革命家等，難道這就是人們常說的“劫數(shù)”？文武雙全、博古通今的曹丕，平生主要成就是以魏代漢、平定邊患和復通西域，又由于其在詩、賦、文學方面造詣很深，與其父曹操、其弟曹植并稱“三曹”，卻不幸于39歲時得病去世；三國時期魏國著名的思想家、音樂家、文學家嵇康，為“竹林七賢”的精神領袖，因得罪鐘會，為其誣陷而被司馬昭處死，時年39歲；前述所說的鐘會，乃三國后期魏國名將，有伐蜀之功，39歲時欲謀反叛被殺，后人賦詩評價鐘會，“髫年稱早慧，曾作秘書郎。妙計傾司馬，當時號子房。壽春多贊畫，劍閣顯鷹揚。不學陶朱隱，游魂悲故鄉(xiāng)”；唐末農民起義領袖黃巢，號“沖天大將軍”，經過無數(shù)次的浴血奮戰(zhàn)才建立“大齊”，不料39歲時便戰(zhàn)敗身死；南宋著名的軍事家、戰(zhàn)略家岳飛，北伐金國，令金軍膽寒，金軍不禁發(fā)出“撼山易，撼岳家軍難”的慨嘆，后因岳飛一心想“迎回二圣”而犯宋高宗大忌，39歲時即死于“莫須有”的罪名。他們中還有金國第四位皇帝完顏亮、成吉思汗第四子拖雷、明朝開國名將常遇春、明末著名將領盧象升、明代文學家張溥、明末農民起義領袖李自成、努爾哈赤第十四子多爾袞、皇太極長子豪格、民族英雄鄭成功、南明小朝廷皇帝朱由榔、中國共產黨先驅李大釗……

39歲，不光是以上中國名人的宿命，不少外國名人也不能例外，其中不乏科學家、國王、音樂家、文學家、美術家、革命家、社會活動家和演說家，他們是法國著名的科學家帕斯卡、法國國王路易十六、波蘭鋼琴家肖邦、西方杰出的肖像畫家涅古里奇、著名的“勃朗特三姐妹”之大姐夏洛蒂•勃朗特、德國早期工人運動活動家拉薩爾、美國民權運動領袖馬丁•路德•金……

孔子說：“吾十有五而志于學，三十而立，四十而不惑，五十而知天命，六十而耳順，七十而從心所欲，不逾矩。”由此看來，39歲介于“而立”與“不惑”之間，正是年輕有為和創(chuàng)造某種人生價值的大好時光，而很多人卻在此“節(jié)骨眼”上不幸離世，真是天妒英才，不禁讓人扼腕嘆息。而對廣大普通人來說，名人們活了39歲倒也不虧，不論是正面人物還是反面人物，至少其短暫的一生充滿了屬于自己的精彩，足以名留史冊，而數(shù)量占絕對多數(shù)的普通人呢，他們的“離去”除了親人哀痛、友人含悲外無人記掛，如同螻蟻。“自從來到這個世界，我就沒有打算活著離開”，名人也好，普通人也罷，“死”是大家的事，沒有誰可以逃避。有人調侃道，在日新月異、變化萬端的當今時代，能活下來全憑“運氣”，因為人固有一死，或死于癌癥，或死于車禍，或死于人禍，或死于洪水，或死于地震，或死于空難，或死于暴恐，或死于戰(zhàn)亂，或死于自殺，或死于他殺，或死于情殺……生命居于這么不安全的環(huán)境，處處充滿了“死”的味道，我們還有理由不珍惜嗎？所以，活著真好！就像電視劇《勇敢的心》里的一句經典臺詞：“能活著，我絕不找死！”

這里并非在宣揚宿命和迷信，而是對名人異士乃至凡夫俗子天不假年的惋惜、傷懷。生命只有一次，對于誰都是寶貴的，唯有那些充分利用生命、善待生命和珍惜生命的人，才是懂得生命真諦的人，才是真正了解和熱愛生命的人。不過，我們也得清醒地認識到，生命的價值還在于其存在的理由，正如伯特蘭•羅素在自述其“活著的理由”時說道：“對愛情的渴望，對知識的追求，對人類苦難不可遏制的同情，是支配我一生的單純而強烈的三種感情。”這樣想了，縱然生命只有39年，又有何短？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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